1995-12-18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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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十年代谈北京地下音乐，总是觉得有点儿伤感。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崔建为代表的第一批地下音乐人冲上了舞台，风风雨雨十几个年头，我们看到的却是摇滚乐再次的蛰伏。虽说这些年来摇滚乐在中国的土地上撒下了不少种子，并得到了一些收获，但是最终全面的休止还是瓦解了那些先锋将领们的斗志，使他们不得不鸣金收兵，再次回到“地下”。得而复失音乐阵地上留下了一些沦为娼妓的俘虏，尽管媒介不停地为这些人的堕落寻找着借口，可是那些打着摇滚的旗号出售廉价快餐的家伙将最终毁灭在新音乐的革命浪潮之中。
“地下音乐”的非商业属性与今天的商品社会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音乐人的生存问题也被空前的放在了理想和现实中间，这些矛盾迫使音乐人开始了不可避免的两极分化。留在“地下”的那部分痴心不改的精神贵族们，在比过去更为艰难的条件下一如继往地进行着创作。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激情能否坚持到收复失地的那一天，因为在那漫长的等待之中随时会有人落伍或是偏离方向。因为在中国，还有大量的摇滚乐追随者是在一种近乎无知的好奇的驱驶下投身这场运动的，我们应当认清还有大量的喝彩是没有持久性的。我所接触的一些地下乐队的乐手对于摇滚文化还几乎是门外汉，这不得不让我担忧。有人说中国的摇滚乐已经补习了三十年的西方摇滚音乐史，而且还与国外的摇滚乐发展取得了同步。我想这是一种顾影自怜的情节，因为我们不可能用亿分之几的可怜数字来代表中国摇滚乐的状况。最要命的是我们的乐迷还停留在我们那些音乐人出发的地方，谁来给他们补习摇滚文化这堂课呢？那并不是简单地告诉他们什么是“朋克”，什么是“重金属”，那只是常识而已。他们需要的是思想上的觉醒。
“地下音乐”人们在钻研音乐技巧的同时，应该有意识地提高对摇滚文化的认识，并自觉担负起传播和诠释的责任。因为我感到越是深入地理解摇滚乐，就越是难以摆脱摇滚文化所背负的使命感。可能我已经误入歧途，或是正在接近真理，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真的需要摇滚。因为随之而来的是那已被社会主义否定了的生存法则，西方摇滚文化所宣扬的那种革命精神早已成为了落伍的垃圾，甚至连它所特有阶级属性也已变了质。如果有一天中国掀起了以摇滚化为核心的精神革命，那将是史无前例的。所有投入那场运动的人们都将饱受东西方文化最激烈的冲激，真无法想象那会是怎样的情景。一切的分界线都会变得难以辩认，难以用今天的观念来衡量。
然而今天的“地下”没有当年涌动的岩浆，那些外形越来越摇滚的乐手们在心理上却越来越不摇滚，甚至将摇滚乐的批判性简单理解为调侃和无理取闹，将摇滚乐的社会责任感歪取成了救世主式的伪善与空洞的口号。另外，及功近利的风气正侵蚀这一些“地下”乐队，前辈们的风光和“同行”们的此起彼落都刺激着他们未泯的名利欲，他们有些人意识不到他们在这个时代存在的价值，而匆匆结束了他们的“青春期”。
当然，“地下音乐”并不只局限在摇滚圈，很多未成气候的音乐人也同样蛰伏于尘世间，他们所从事的音乐创作有些是对潮流的推播助澜，有些是偏执的先锋派，还有些则是浪费感情的孤芳自赏。无论是什么类型，“地下音乐”应该永远代表最据革命性的，最有潜力的，最接近现实生活的音乐，“地下音乐”永远不是商品，它仅仅属于那些真心的听众并将成为时代的经典。
本文发表在《中国百老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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